生活的物化

生活的物化，也就是非人性化，是工业时代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早期现代建筑运动催生的一个结果。在安东尼奥尼60年代的这四部电影中，主人公们都不受到基本生存的困扰，他们的物质需求在多样化的同时也逐步泛滥，物质商品侵蚀了人们内在的需求。这种物化的状态在影片中最突出地表现为：人的行为受制于生活空间，以它为坐标和依据，而不是反之。

情感和生活的物化在《蚀》中有很鲜明地体现。物质主义所导致的知觉麻木状态是《蚀》要探讨的主题。无止境的物质积累和房地产开发遮蔽了所有其他事情。影片的开头与结尾相呼应，通过缓慢移动的全景镜头拍摄杂乱无章的物体和淡漠的人际关系，混沌的物质状态本身成为人们关系的某种物化形式。《蚀》的第一个镜头是台灯照耀下一个杂乱的公寓里。空间里没有人物对白，充斥着电动风扇的噪音。两个不再相爱的人被各种物质（油画、帘幔隔断、装饰物等）彼此分开。在这里，人的主体位置被物质取代，无论是基调、声响、节奏、空间关系都是以物品为坐标的。人成了环境中的他物。生活空间被纯物质性的空间取代。结尾与开头唯一的不同在于：开头场景中的物质寓言是以人们之间的冲突对抗作为焦点；而结尾处，消费主义下的物质性却伴随灰调音乐隐匿在不知名的人群和建筑群之中。

《蚀》的结尾场景中出现了工业器械的阴影，这便是其后的影片《红色沙漠》的主题。后者在历史古城拉韦纳拍摄。然而，安东尼奥尼丝毫没有描绘老城和它著名的拜占廷建筑。电影场景被安排在亚得里亚海边上的一片老工业基地上——现代世界中的一个地狱：充满了低沉噪声和间或巨响；土地冒着白烟；生活设施严重匮乏。在这里，人被物质囚困，人的举止行为与机械性的环境相匹配，家庭生活空间也装饰着各类器械。影片通过工业区贫瘠的土地和艳丽的颜色隐喻当时意大利盛行的工业化热潮粗暴地灼伤了人们的官能，安东尼奥尼没有直接批判现代建筑本身，但多处影像明显暗示冰冷的现代建筑参与推进了人的物化过程。

《红色沙漠》的工业区被安东尼奥尼作为人类物化的外环境，然而其场景的细部却呈现出某种美学原则，以至于戴安·波顿（Diane Borden）评价道：

“这块建筑废墟的一大危险就在于，它可能会被误读为一个‘美丽事物’。当安东尼奥尼将管道、墙体和机器漆成桔、篮、黄等颜色，‘红色沙漠’中的工厂成为了抽象艺术作品；在银幕场景中讲究人物、地景和大机器的构图美，而且还间或使用烟雾、蒸汽，使得这里成为一个魔幻般的奇境。”（Borden ，1980）[4]

这或许确实是受过建筑学熏陶的安东尼奥尼面对画面时的一种美学偏执，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掌握了充分的理由之后有意这么做的，用工业区的“美丽”与贫瘠隐喻正在工业化的城市环境。生活物化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看上去“美丽的事物”，它们被作为激发热情的理想幻象，一种诱惑，诱导人们对其的追逐并在追逐中渐渐丧失自我。
（周诗岩：《建筑物与像：远程在场的影像逻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pp.37-46）